康熙为什么禁止洋人传教？或许答案跟你知道的不一样

话说，1721年，也就是清康熙六十年，康熙皇帝发布了一道上谕：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这道圣旨一发，就划了一道界线。从此，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住着可以，但是不能传教了。这个政策一直到鸦片战争，这都是清朝的基本国策。

过去，我也多次看到这个材料。它说明什么？还用问吗？中国闭关锁国啊，排斥外来文明啊，拒绝和欧洲交流的铁证啊。这还能有什么别的解释吗？

还真有。就在这道上谕发布的29年前，也就是1692年（康熙三十一年），康熙还发布过一个完全相反的上谕，史称“容教令”。这道圣旨说什么呢？说的是天主教可以在中国自由传教，不必禁止。

那么问题来了，从1692年到1721年，还不到30年。这期间发生了什么事，让康熙对西方传教士的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逆转呢？

咱们先说说中国人对于宗教的态度。

其实，你跳出来一想，对宗教宽容不宽容，这从来就不是一个中国的问题。中国人的词典中就没有宗教宽容的概念。中国人民间办丧事，和尚道士喇嘛同时念经，很正常。宗教之间即使在这么极端的条件下也没有发生过什么重大冲突。

中国古代政府，也就是古代的朝廷，也是这个态度。就拿清朝来说，佛教、喇嘛教、回教、萨满教、道教等多种宗教都能包容。新来了一个天主教，在当时的朝廷看来，洋和尚而已嘛。只要他们安分守己，传传教什么的，是民间的小事，根本无所谓。

在中国历史上，其实非常罕见的对宗教进行政治迫害的事件，当然也有，比如著名的“三武一宗佛难”，这是佛教的用语。是指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和后周世宗，他们在位期间迫害过佛教。但问题是，你只要进入历史细节就会发现，这些迫害不是政治原因，就是经济原因，根本就没有宗教意识形态原因。

所以，1721年，康熙的禁教令，到底是怎么回事，就要另作解释了。

首先一个问题：天主教在西方已经成气候已经一千多年，树大根深。为什么偏偏明朝中后期，这么多传教士突然来到中国？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这个时候来？

一对照西方历史，你马上明白了，这是因为欧洲的宗教改革。宗教改革的起始点是1517年，马丁路德发布《九十五条论纲》。这场运动的实质，就是要让宗教信仰脱离罗马教廷的控制。但是，罗马教廷毕竟树大根深，在宗教改革的过程中也不是一味退让，它也有很多很成功的反击动作，其中一项，就是1534年成立的耶稣会。

再想想，这是什么时候？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到了16世纪，这正是大航海展开的时代啊。所以大航海、宗教改革和罗马教廷耶稣会，是同一时代的三件事。所以，耶稣会就趁着这个潮流积极向海外、向全球传教。所以，1582年，利玛窦来到中国，利玛窦就是耶稣会教士，这不是一个孤立事件，这是新教改革和大航海双重推动的结果。对中国来说，这是和外部世界接触的一个机会。但是，在全球历史的框架下再去看，你发现，中国人是被动卷入到了欧洲宗教变革的逻辑里面。

什么逻辑呢？我们看一下过程。

刚开始，耶稣会为了在中国传教，用了各种变通的方法。核心一条，就是传教的本土化。把天主教的各种教义，各种符号，都用本土化的方式来解释。比如利玛窦，他把基督教往佛教那边靠，便于中国人理解，他穿着和尚僧袍，把传教场所命名为“仙花寺”。后来利玛窦又发现，佛教不像欧洲的宗教那么有社会地位，中国士大夫并不怎么把佛教当回事。真正在中国社会影响巨大的，还是儒家学说。

利玛窦赶紧变脸，留起胡子，穿上中式服装，把自己打扮成儒生，自称仰慕中国文化。加上他很有才学，数学、天文、地理懂一大堆，结交了很多中国文人和高官，甚至后来还见到了万历皇帝。这就为传教士在中国打开了局面。

在理论上，利玛窦也是很有弹性，也在儒家学说和天主教之间和稀泥。他说，儒家和天主教本就是一回事。儒家所崇尚的“天”，和天主教的上帝，没有什么不同啊。“天道”和天主教教义，也没有什么不同啊。

你看，很有弹性吧？很智慧吧？其实，跳出来一看，你想，如果你的公司派你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陌生市场推销一个当地人从来没有见过的产品，你也能想出这样的招。核心就是两条。第一，借用当地成熟的社会网络。第二，把陌生的东西包装成当地人熟悉的东西。当年利玛窦这么干，和我们今天一个普通的推销员这么干，底层原因都一样：这个时候的耶稣会或者今天的一个推销公司，都是一个绩效导向的组织，只要能传教、能卖东西，怎么有效怎么来。但是到了清朝康熙皇帝时期，这时间可又过去了100多年，欧洲的政治形势出现了很多变化。比如教廷的靠山从葡萄牙变成了法国。比如，耶稣会觉得在中国已经有了几十万信众，传教成功，站稳脚跟了。

总之，这个时候的罗马教廷，觉得有可能要整顿一下中国传教事务，和中国文化的那些陋习要掰掰腕子了。看看谁才是真理。

具体过程就不细说了，过程中很多八卦。到了1704年，罗马教皇克雷芒十一世就最终搞了七条专门针对中国天主教徒的规定。简单说说，比如，中国人不能管上帝叫上帝，上天，要叫“斗斯”，不准中国人祭祖先、不准祭孔子、甚至把孔子叫成圣人也不行、家里摆个祖先牌位也不行。

这些规定，你要是站在罗马教廷的角度，很好理解，他们是宗教组织，要保持信仰的纯洁性嘛。但是站在中国这边看，祖先不让拜，孔子不让敬，这还是个人吗？这么规定不是欺人太甚嘛。

这场冲突背后是什么？其实不是什么文化冲突。文化冲突这东西，100多年前利玛窦那个时候也在啊，为啥不体现出来呢？实质上是因为罗马教廷的组织导向变了。

这个时候的罗马教廷、耶稣会，它不再是一个绩效导向的组织了，而是意识形态导向的组织了。它不再以向外扩展规模为己任了，而是以对内统一共识为己任了。

打个比方，这就像是今天，公司总部突然对地方分公司下各种指令，完全不顾及各地的特殊情况，强行要求上下一盘棋，统一动作。如果你是地方分公司总经理，你应该心里清楚，这已经不是业务好不好开展的问题了。是这个公司的实质已经变了，从一个业绩型的发展的公司，变成了一个内部斗争型的公司了。

对，当年的中国人一脸懵圈，不知道罗马教廷为什么突然变得这么强硬，这100多年不都好好的吗？本质原因跟中国这的事没关系，就是因为万里之外的政治格局变化。

到了1719年，罗马教皇派出大型使团到中国，要和皇帝谈谈，要求贯彻落实教廷的命令。康熙皇帝很耐心啊，先后接见了十三次使团，亲自向他们解释儒家礼仪、中国的习俗是怎么回事，同时也明确说，如果教廷非要坚持这么干，你们传教士就都回家去吧。最后当然也没有谈拢，从1719年拖到1721年，康熙皇帝只好发布了我们开头提到的禁教令。

这个故事听到这儿，你还觉得，禁止天主教是因为中国的闭关锁国，盲目排外吗？

咱们今天说这个故事，其实不是为了康熙皇帝打抱不平。而是想借用吴伯凡老师的一句话：什么是观点？观点就是依据观察的地点得出的结论。换一个观察点，观点也就不同。

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已经到了换一个全球视角来重新审视那些关于中国的故事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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